“永宁”的年号，像一层薄薄的金箔，被仓促地贴在了大夏王朝这艘千疮百孔、正在缓缓下沉的巨舰上，试图掩盖其下汹涌的暗流与裂痕。

金箔确实暂时晃花了一些人的眼，让神京那场差点引爆的火并勉强降温，但明眼人都知道，这只是将火药桶的引信，换了一根更潮湿、更不稳定的。

六岁的永宁帝萧杰，穿着那身对他来说犹如戏服的龙袍，每日如同提线木偶般，被抱上冰冷的龙椅，在无数或贪婪、或冷漠、或算计的目光注视下，完成着枯燥繁琐的礼仪。

他太小，小到不明白“皇帝”意味着什么，小到只会在繁重的仪式中打瞌睡，在赵崇用他那苍老而温和的声音，代替他念出那些他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诏书时，茫然地吮吸着拇指。

真正的权力，在紫宸殿偏殿，在“摄政大臣、总领朝政、太师”赵国公赵崇的手中。

这位以“和稀泥”和“突然袭击”上台的老臣，展现出了与他以往形象截然不同的政治手腕。

他深谙平衡之道，如同一个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艺人，小心翼翼地维系着太子、秦王、晋王三方那脆弱而危险的均势。

他提拔了一批太子系的文官，以安抚“正统”；默许了秦王在神策军中安插更多亲信，换取其暂时不闹事；又将京畿附近几个富庶州县的税赋权，“暂借”给晋王，以填其胃口。

同时，他利用“幼主”这张牌，以“天子名义”，大肆拉拢那些原本中立的、或是在三王之争中失意的官员和地方势力，许以高官厚禄，迅速在朝中建立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、相对独立的“保皇党”（实为赵党）。

他还频频召见江南老家的故旧门生，将一批赵氏子弟和江南士子安插进关键岗位。

一时间，神京的朝堂呈现出一种诡异的“稳定”。

太子、秦王、晋王三方互相牵制，谁也不敢轻易打破这微妙的平衡，让赵崇这个“渔翁”得利。

而赵崇则利用这难得的喘息之机，巩固权位，培植羽翼。

朝会上，再也听不到激烈的争吵，取而代之的是赵太师抑扬顿挫的“代天宣诏”和百官们恭敬的附和。

表面看去，似乎一切都在重回“正轨”。

然而，这脆弱的平衡，是建立在沙丘之上的。

它的核心在于“神京”这个权力高地的内部制衡。

赵崇所有的权术，都依赖于一个前提：皇权的神圣性，哪怕这皇权依附在一个六岁孩童身上，也依然能对地方形成名义上的威慑和约束。

他忘了，或者故意忽略了，这“神圣性”，在过去的大半年里，早已被太子、秦王、晋王在神京街头肆无忌惮的厮杀，被那张语焉不详的“遗诏”，被那场仓促可笑的“登基大典”，消磨得所剩无几。

他也低估了地方上那些早已蠢蠢欲动的野心家们，在失去中央强权压制后，会爆发出怎样惊人的能量。

“主少国疑，权臣当道，此乃亡国之兆也！”

最先喊出这口号的，并非任何一位实力强大的藩王，而是远在蜀中，一向以“汉室宗亲之后”、诗书传家自诩的蜀王萧谅。

蜀地富庶，地形险要，蜀王萧谅虽无大才，却自视甚高，对朝廷久有轻慢之心。

神京大乱，皇权旁落，赵崇一介“幸进”老臣竟敢“挟幼主以令诸侯”，这彻底点燃了萧谅心中那点可怜的、关于“宗室尊严”和“天下有德者居之”的野望。

在几名心腹谋士的怂恿下，永宁元年三月，蜀王萧谅在成都誓师，发布檄文，痛斥赵崇“欺君罔上，蒙蔽圣听，败坏朝纲”，宣称要“提兵北上，清君侧，诛国贼，还政于天子”！

檄文写得慷慨激昂，将赵崇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奸佞，将自己打扮成忠心耿耿的宗室贤王。

然而，他麾下所谓的“十万大军”，实则多是临时征召的民夫和地方守军，战斗力堪忧，出蜀的栈道更是天险难行。